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刘书林在《黄河游》研讨会上的发言： 我很高兴能参加今天举行的董猛的《黄河游》研讨会。我和董猛比较熟，不夸张地说，我和董猛应算是患难之交的朋友，看到他在60多岁的时候出版了这么厚厚的一本诗集，非常地高兴。在文学艺术上怎么评价董猛这首诗，各位专家、各位发言的朋友都谈了一些很深刻的分析和看法。我觉得对这首诗的分析和看法，随着时间的延长可能还会更加深入一些。
我今天只说对这首诗现实意义的一些看法。我觉得这首诗出现的时代，是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的十分严重的时代。在这近20来年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很多中国人已经魂不守舍，已经把西方的很多东西当作自己的祖宗，已经数典忘祖。我们活跃的市场经济的潮流冲击，也使人浮躁万分，忘乎所以。许多人丢掉了自己的历史，丢掉了自己的灵魂。在这样两种潮流的冲击下，董猛做的工作是另外一个方面。他以黄河为主线，以黄河文化为内涵，以爱国主义为指向，认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，我觉得这部著作从现实意义上说，说的夸张一点，是补天之作。补的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天。因为现在的形势缺的东西正是他这部诗集所努力的东西。所以说，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吃惊。在这样两种狂潮的冲击下，还能潜心地挖掘我们民族的灵魂，民族的瑰宝，形成这么大的一部作品，实在不是一般的。因此，我说对他的在文学造诣上，在文学史上，怎么评价，还要随着时间的延续，不断地认识。
我谈谈具体的一些体验。
第一，董猛这部诗集的出现填补了我们一代人失落的灵魂，特别是填补了我们同龄人失落的灵魂。我们都是走过了“文革”的风云，无论对这场难以忘记的运动，难以忘记的岁月做何评价，它对人们的影响是永远不能磨灭的。这场运动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机会，这场运动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灾难，这场运动也使人们的品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，这场运动也使一代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。但是人们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常常回避这个时期。我觉得这是不妥当的。如果说这个时期我们犯了错误，那正是我们犯了错误，就更加应该非常深刻地、非常郑重地总结这个时期。从中得出应有的经验和教训而不应当回避。如果说这个时期给你带来了一个时期的辉煌和另外一个时期的灾难，那么这种强烈的对比，到底给人们的成长有什么作用也是需要人们应该思考的，总之也不是应该回避的。我主张不应该回避。可以遵守中央的纪律，我们不发表这方面的一些评论，但是中央没有说不让研究，不让思考。当时，邓小平在7、80年代说不要做过细地研究。但是并没有说不让研究，现在是21世纪初了，几十年又过去了，应该研究，不断地研究。我觉得，这好象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，在“文革”中受了冲击、受了损害，受了触犯，或者有些人有些弱点爆发了出来，那么就不愿意再去思考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我觉得思考那场运动是很有意义的。今年已经40年了，40年过去了对人的影响还是那么大，还是作为一个敏感的问题存在，这本身就是他的价值，值得思考的价值。有很多的问题是值得回味的。我们经常批判毛泽东发动“文革”的理论是极左的理论。这要具体地分析，毛泽东晚年的话，并不是每一句话都是极左的。比如说他对社会主义阶段的看法，你说哪一句是极左的呢？他说“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，在这个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，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。”这几句话是他发动文革的起点理论。那么我们批评毛的极左路线起点的时候就是从这儿开始的。但是，今天我们根据存在的事实、发生的新的事实来看，这几句话哪一句话是错误的呢？都是正确的。“社会主义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”，已经被邓小平所认可。他说光初级阶段就是100年，要完成这个阶段需要几代、十几代、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。这和毛泽东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，没有超出这个判断。毛泽东说，在这个阶段存在着阶级、阶级斗争，那么直到现在经历邓小平、＊＊＊和现在这个时期，我们党章上仍然写着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，阶级斗争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依然存在并且在有的时候还能够激化，只不过不是主要矛盾。这和毛泽东的判断、客观上的局势是基本一致的。差别就在于毛泽东当时引出了阶级斗争为纲，而现在我们不再引出阶级斗争为纲，这是差别。但是对阶级斗争的看法是一致的。至于，毛泽东说这个历史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，这个话当时在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初，我们曾经把它当做极左的东西，在改革、开放的初期，也把它当作非常左的东西加以否定和批评，今天看来恐怕应该做另外一番感受了吧。如果说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，请问苏联和东欧九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变化做何解释？那不是资本主义复辟，难道是社会主义革命吗？所以毛的一些说法、在晚年的一些说法有左的东西，有阶级斗争为纲的东西，批评是应该的，可以的。但是，不要简单化，不要绝对化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我们作为过来人，我们看到现实当中一些作品，把文革说成是漫画式的一场疯狂，把文革说成是那一代人的丧失理智，这是不合适的。实际情况不是那样。如果按照这个逻辑，再过50年，未来的人也许会说我们今天也是一种疯狂，一种不理智。不要这样。“文革”时期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时期，它犯了错误，要以同志犯错误来对待，要以总结教训的态度来对待，不要以对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它，包括在“文革”中受了很大委屈的人，我们都不采取这个态度，其他人采取这个态度其出发点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真是莫名其妙。所以说，董猛作为那个时期过来的人，不回避文革的体验，不因为文革的曲折而销声匿迹，而是代表这一代人，喊出爱国主义的民族强音。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。
第二，董猛这部诗集的出现填补了一代人浮燥的心灵。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在我国带来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，同时也使得许多不能自觉的人们，陷入了疯狂的浮燥情绪之中而不能自拔。挣钱，攒钱，赚钱，这是无可非议的，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所致。但是，这决不是说一切都要以金钱为标准，决不是物质的追求就是一切，更不意味着抛弃一切事业和高尚精神而专门从事赚钱。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冲击，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出了经济的轨道，在社会生活之中广为泛滥。金钱的作用增大，又导致了消费主义的盛行，透支消费盛行，享乐主义盛行。人们在消费主义的浪潮裹挟之中，普遍孳生了浮躁情绪。这种浮躁情绪的本质就是金钱崇拜。在自作聪明的世人忙于挣钱、抢钱游戏的时候候理智的心态丢失了，这样做的人们往往陷入了不务正业的盲目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董猛能够坚持以冷静的头脑思考，潜心做着绝对不赚钱的工作，津津乐道地从事着这鸿篇巨制的诗篇整理，真是难能可贵。他以冷静的实际行动，告诉世人，人类除了物质追求和金钱的获得，还有许多更有意义的东西需要追求。这部诗书的出现，对社会浮燥的风气浇了一大瓢冷水，有利于人们改换为冷静的头脑。
第三，董猛这部诗集的出现填补了人们历史知识的空缺。当代人们思潮的一大偏颇就是重现实而轻历史。在走向市场经济的20多年中，人们计较的是物质利益的得失，是把市场规则套在一切工作和事业之上的狂热。在这种氛围之中，最受损害的就是历史知识。靠历史知识能够赚钱吗？不能。靠历史知识能够升官吗？不能。靠历史知识能够享乐吗？不能。靠历史知识能够做生意吗？不能。靠历史知识能够获得暴利吗？不能。靠历史知识能够维持一个事业单位吗？不能。因此，人们普遍疏远了历史知识。然而，一个疏远历史知识的民族会受惩罚的。＊＊＊同志看到了整个社会忽视历史知识教育的巨大弊端，1989年10月就专门写信致教育部，主张拿出一个在大中小学校和全社会普及历史知识教育的方案。接着在中央直属机关纪念建党75周年的大会上，＊＊＊同志发表长篇讲话，其中就有相当大的篇幅谈到共产党员应该学习中国历史，同时也应该懂得世界的历史。在1989年之后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决定，其中也强调党的干部和党员要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知识。然而，重视历史的呼唤被市场带来的狂热掩盖了。人们认为最没有用的知识就是历史，历史知识出现了历史性的空缺。人们甚至不懂得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为何物，不知道芦沟桥是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，不懂得日本军旗膏药旗在中国是祸害中国人的象征，更不知道20世纪50－60年代我国所处的被封锁的国际环境。历史系招不起生来，分不出去，日益衰落。总之，人们在远离历史，遗忘历史。在这样的氛围之中，董猛却在专心专意地遨游历史，挖掘历史，开发历史之中的爱国主义蕴涵。在《黄河游》之中，可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把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历史渊源和盘托出。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，是读不懂《黄河游》的；不读《黄河游》这样的作品，也是得不到历史知识的。人们应该从《黄河游》中学习历史知识。董猛的历史挖掘，填补了当代人们漠视历史知识、远离历史知识的巨大缺憾。
第四，董猛这部诗集的出现填补了当代人务虚精神的缺憾。当代人们思潮的又一大偏颇就是重物质而轻精神。淡泊明志，清静致远，就是古人强调务虚的名言，具有远大目标的人们是必须注重务虚的。缺少务虚精神就会成为十分势利的人、眼光短浅的人、只图眼前名利的人。西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之中，消费主义兴起病席卷西方世界，逐步把人变成单面人，变成机器人，变成金钱和物质利益的奴隶。中国在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中也出现了这种片面“务实”而不务虚的思潮。如果任凭这种思潮泛滥，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必然会出现严重的失误或损失，并直接影响一代人的健康成长。在消费主义大潮的冲击之下，董猛仍然在从事高度务虚的工作，推出三十余万字数的诗作，精心参与打造现代人的精神家园。这种精神和劳动也是补充了现代人务虚的不足。
总之，在全球化浪潮冲击的背景下，十分强调黄河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；在消费主义浪潮冲击的背景下，十分强调精神生活和务虚的力量。这就是董猛的诗作《黄河游》的成功之处。因为，这样的主题就抓住了历史发展的方向。感谢董猛做了这样有益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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